在重慶市榮昌區銅鼓鎮高山村小學，下課鈴聲響起，學生們與譚澤光告別（1月18日攝）。唐奕 攝
越貧困，離好的教育越遠?
“止血” 鄉村義務教育之二
“農村的學生去縣城，縣城的孩子去市里，市里的孩子去省城。”當農村地區進城上學成為趨勢，人們對此見怪不怪時，鄉村教育弱化對農民、對農村長遠發展帶來的不良影響卻被人忽視。
逃離鄉村學校，代價高昂
對大多數農村家庭來說，考上大學、進城工作、定居城市，是一條理想的人生發展之路。半月談記者采訪中發現，農村家庭對子女教育的重視程度，并不比城市居民差。為讓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許多家庭不惜代價，送孩子進城讀書。
為孩子上學在山東鄆城縣買了房子的張女士，家庭經濟負擔不輕。為照顧孩子上學，張女士選擇成為一名陪讀媽媽。一家人的日常開銷，全落在丈夫身上。每月五六千元的工資，刨去1500多元的房貸月供，再應付日常開銷后，就所剩無幾。
今年32歲的陳女士，有一個讀六年級的女兒和一個讀二年級的兒子。女兒跟著婆婆長大，幼兒園和小學都在村里讀，到四年級的時候，因為女兒成績太差，夫妻倆決定不出遠門了，就在武漢打工，將兩個孩子一并帶到武漢讀書，好好培養一下。
然而，由于村里小學沒有英語老師，女兒在武漢完全跟不上進度，在前前后后花了1萬多的補習費后，他們回到老家縣城，讓兩個孩子在小區旁邊的小學讀書，丈夫就近在縣城工業園區打工，陳女士陪讀。
完全依靠丈夫打工不夠維持生活，陳女士到當地鞋廠領來材料，在家里做，每個月能掙2000多元。陳女士說，縣城里有很多像她這樣邊陪讀邊在家里做手工的，“區別只在于是否在城里買了房”。
半月談記者采訪了解到，另外一些進城讀書，卻沒有家長陪讀的學生不得不寄住在校外輔導班。
“從幼兒園開始，父母就把我送進城里讀書。白天在學校讀書，晚上住在附近的輔導班。輔導班有八九十人，大多數都是從農村來的。”就讀于河南嵩縣城區一所小學的小曼說，輔導班每學期就要1300元。父母在家務農，每周只見一次面。日常生活遠離父母，她已經習慣了。
4年級的謝云龍情況與此類似。他老家在河南伊川縣農村，因為離嵩縣縣城較近，小學的時候，父母將他送到嵩縣實驗三小上學，晚上也是住在學校附近的輔導班，輔導班有20多個來自農村的孩子。“一年給輔導班交3000多塊錢，我們村有十幾個同學都在實驗三小上學。”謝云龍說。
劣勢積累，貧困學子趕超難
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黃麗芬在今年春節返鄉調查時發現，城市化帶來的學生外流，從根本上影響了整個學校的教學生態，學生結構的轉變，使得鄉村學生陷入劣勢積累的漩渦。“留在鄉鎮讀書的學生，要么是家庭條件不允許，要么是成績特別差。”
一位語文老師無奈地說：“教了這么多年書，這幾年我算是見了世面，語文考不及格的學生越來越多，最差的只有20多分。因為沒有能力獨立完成作業，抄作業的現象很嚴重，膽子大的學生干脆抄都懶得抄。”
學生結構直接影響到教學質量。有老師總結，好中差學生結構不再是“中間大兩頭小”的梭子形，而是“10+20+30”的水滴狀。好生不能通過帶動中間學生影響到差生，反而受到差生的影響，學生之間不僅無法自發形成“比學趕幫超”的學習氛圍，少量優生形成的競爭圈還時不時受到干擾。
由于受教育資源不均衡、教學條件落后、求學環境惡劣等客觀條件的制約，一些落后農村“讀書無用論”的觀念開始泛起。“家長知道自己孩子是個什么樣子，對孩子的成績根本沒有什么期望，他們把孩子送到學校就是希望老師幫忙管著，不要出事，也不要學壞，混到畢業就跟著一起出去打工了。”一位基層教師說。
“在農村，特別是偏遠地區、貧困山區和少數民族貧困地區，子女就學的支出在農村貧困家庭生活支出中占比很高，而且優質教育資源不平衡，貧困家庭學生要實現趕超很艱難。久而久之，差距會越拉越大，上一代人的貧困可能傳遞給下一代。”在今年兩會期間，貴州省六盤水市實驗小學教師吳明蘭代表說。
半月談記者調查發現，教育欠發達地區和經濟貧困地區存在高度重合問題。“越是貧困的家庭，越難把孩子送到城區接受好的教育。農村學校的教學質量需要大力提升，否則脫貧的質量、脫貧的穩固性和持續性都將受到考驗。”重慶市渝中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曾君岳說。
教育鴻溝，加劇鄉村文明凋敝
在今年兩會期間，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董事長俞敏洪委員關注了一組數據——據《中國農村教育發展報告2017》顯示，2016年全國鄉村教學點有8.68萬個，遠不及1995年時19.36萬個教學點的一半。
分析其中的原因，既有城鎮化發展農村人口自然流失的因素，也有鄉村教育不受重視，不少學校難以為繼甚至直接被撤并的因素。曾君岳說，近年來許多地區為打造重點學校，對少數學校投入大量資金、人力、物力，人為地拉大了校際之間的差距。很顯然，重點學校一般都在城區，鄉村學校基本被忽視。
“重點學校由于在福利待遇上的優厚，使得優秀的普通學校、農村學校教師涌入重點校，重點校師資力量越來越雄厚，優秀生源也越來越多。農村基礎教育人才更加匱乏，普通學校越辦越弱，引發新一輪基礎教育資源配置不合理的矛盾出現，進而形成惡性循環。”曾君岳說，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部分鄉村學校消失。
重慶市巫溪縣天元鄉是全市18個深度貧困鄉鎮之一。距離縣城2個多小時車程的天元小學是當地規模最大的小學，該校現有義務教育階段學生216人，還有幼兒園學生51人，全校學生中153人來自建檔立卡貧困家庭，110人為留守兒童，教師共21人。
該校一位老師說，學校師資力量方面目前配備不齊，音樂、體育等專業教師欠缺，住讀生床位欠缺，基本為2名學生共擠一張床。家里但凡有點辦法，都不愿意把孩子留在這里上學。
過去的農村學校，既是村里的公共教育機構，也是村里的文化與文明建設高地。如今，教育機會、教育資源的進一步分化和更大程度的不平等，則不僅導致農村人口的流失，更消磨了鄉村的精氣神。俞敏洪說，學生進城切斷了農村兒童與鄉村文化的傳承通道，進一步加劇了鄉村文明的凋敝。（半月談記者 周聞韜 李亞楠 蕭海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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