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被選上公職的政客正在欺騙我們，但只有我們這些孩子才發現了這一點。”艾瑪·岡薩雷斯，一名高三學生，日前在美國佛羅里達的控槍集會上聲淚俱下。她的強烈控訴，讓在場的人無不動容。她所在的帕克蘭市瑪喬麗·斯通曼·道格拉斯中學此前發生槍案，17個年輕的生命，就在行兇者的掃射中倒下，再也無法回到教室，無法回到父母家人身邊。
每一次校園槍案的發生，美國政府在控槍問題上無所作為變成了對受害者的“二次傷害”。眼下，伴隨著帕克蘭市中學槍案引發新一輪社會激憤，美國政府在控槍問題上死結難解的苦澀劇本再度上演。然而，受害者家屬的控訴、社會的強烈呼聲、輿論的重重壓力，并未讓國會參眾兩院領導層作出令人滿意的明確承諾。面對慘淡現實，依舊為槍案陰影所籠罩的學生們不得不向華盛頓政客發問——“對你們來說，我們的命值多少錢？”
政治獻金扭曲決策制定
“校園安全不是一個政治問題。采取一切努力保護孩子們的安全與未來，不存在正反兩面。”帕克蘭市中學槍擊案后，一場以學生為主體的控槍運動在其官方網站上如此寫道。學生們闡述的這個道理再簡單不過，但在美國的政治現實中，這個常識卻被生生扭曲了。
帕克蘭市中學槍擊案發生后，美國一批大型企業選擇同全美最大擁槍組織美國步槍協會劃清界限，以聲援迅速升溫的控槍運動。然而，當達美航空加入這一行列后，該公司所在的喬治亞州副州長卻發出了直接威脅，稱該公司可能失去當地給予的稅收減免優惠。而在美國步槍協會的記錄中，這名副州長得到的評級是A+。
達美航空的遭遇恰恰反映出擁槍組織在美國政治中的巨大能量。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高盛公共政策學院助理院長杰克·格拉澤教授對記者表示，美國控槍的最大障礙是美國步槍協會政治獻金對政治人物的“控制力”。格拉澤表示，美國步槍協會往往直接對支持控槍的政治候選人發出威脅，國會共和黨人尤其缺乏挑戰該協會的意愿。“歷史上美國存在禁止攻擊性武器銷售的相關法律時，兇殺率遠低于目前水平。”
2016年，作為總統候選人的特朗普喊出口號，稱要排清華盛頓的臟水，矛頭直指政治獻金問題。但時至今日，口號仍舊只是口號，政治獻金依舊是華盛頓的硬通貨。2017年底，美國國會通過30年來最大減稅方案，而在這一直接關乎企業利益的法案通過前，華盛頓游說資金出現了井噴。美國房產經紀人協會當季度游說資金達到2220萬美元，是前一季度的兩倍，代表美國大企業首席執行官的“商業圓桌會議”該季度游說資金為1730萬美元，是前一季度的4倍。據華盛頓非政府組織監測，稅改期間，平均每名議員身邊有13名專業游說人士在“圍獵”。
政治極化導致治理困境
美國今天面臨著“嚴重的治理困境”，布魯金斯學會副會長達雷爾·韋斯特對記者表示。從近期現實看，尤其令多數美國人感到尷尬的是，在一系列民意傾向性十分明顯的問題上，政府的具體政策制定還是深陷黨爭不斷的困境。
控槍問題即是一個突出例子。皮尤中心此前開展的一項民調顯示，美國成年人中有84%支持對購槍者進行全面背景審查。來自加利福尼亞州的聯邦眾議員羅·康納對記者表示，即使在持槍美國公民中，也有97%支持對購槍者進行全面背景審查。然而，多年來，盡管美國槍案慘劇更加頻繁，美國國會在控槍立法上卻始終躊躇不前。素來標榜“民主”的美國，卻在民意如此明確的問題上遲遲拿不出方案，只能說明其政治運行出現了問題。
近年來，圍繞著移民、醫保、稅收等一系列攸關美國民生的政策議題，共和、民主兩黨紛爭不斷，治理僵局屢屢顯現。美國學者認為，當前美國政治的分裂狀態，即使和歷史相比，也屬十分嚴重，而導致困境的原因則是多方面的，有選票政治的捆綁效應，有固有制度設計的局限，也有社會裂痕加大的深層影響。
“從政治觀點、經濟狀況以及不同社會群體的地理分布來看，美國的分裂狀態都很明顯。”長期從事治理研究的達雷爾·韋斯特對記者分析稱，尤其是東西海岸經濟狀況明顯好于中部地區這一現實，帶來了大量憤懣。“從歷史看，政治極化的逐步加深與不同群體在稅收、政府支出以及社會議題上的分歧激化直接相關。目前，共和、民主兩黨根本性分歧難以調和。同時，各社會群體也正以更強硬的姿態堅持自己的政治觀點，極度不信任與自己持不同觀點者。”
隨著“兩個美國”“多個美國”現象不斷蔓延，美國思想界不斷從社會經濟根源著眼剖析其根源。伊利諾伊州立大學歷史系教授安德魯·哈特曼告訴記者，處于兩極的價值體系如今正左右著美國公眾的思想和行動。“社會保障網絡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之前逐步建立所帶來的安全感已消失殆盡，生活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焦慮感與不安全感則不斷上升。建立全民醫保等措施或許可以治療當前民眾的焦慮感和不安全感，但政治人物并沒有意愿推進類似立法的努力。原因很簡單——他們從醫療保險行業接受了大量政治獻金。”
打破困境前景黯淡
目前，政治極化正引起越來越多美國公眾的不滿，國會議員長期在不同職業受尊敬程度調查中排名墊底，正是這種不滿的清晰寫照。盡管如此，要想真正打破這一困境，前景卻依舊黯淡。
格拉澤對記者分析稱，當前美國政治失靈同一些制度設計密切相關。許多選區在最初劃分時就偏向某一政黨，因此出現了大量不用選舉就可知結果的選區，而來自這些選區的政治人物則會在政治上更為偏激。格拉澤認為，要想緩解政治極化問題，選舉制度改革、選區重劃、競選資金監管法案修訂等手段必不可少。然而，從現實看，無論要實施哪一條，都會遭遇巨大阻力。
美國《全球策略信息》雜志華盛頓分社社長威廉·瓊斯對記者表示，在今天的美國，民主理想與現實的距離十分遙遠，美國民主面臨的最嚴重威脅是一種“去道德化”的政治氛圍正在興起——因為政治體制長期難以回應公眾的根本性需求，公眾投票意愿不斷下降，即使參加投票也更傾向于以反建制的抗議型思維做出選擇。
瓊斯曾多次訪問中國，在他看來，以中國為對比，能將美國的問題看得更清楚。“金融發展必須服務于實體經濟，但在美國，情況卻遠非如此。華爾街為代表的金融力量畸形發展，不但在經濟層面制造泡沫，而且在政治層面也在制造危機——華爾街依舊控制著誰能當選，絕大多數普通民眾則認為沒有華盛頓政客在真正代表民眾、在為民眾的利益抗爭。”瓊斯認為，中國政治運行基于民眾利益，減貧努力即是明證。正因如此，中國社會相比美國獲得了更好的穩定性。在美國，盡管憲法明確提出了“增進全民福利”，但這一點在現實中卻被徹底遺忘了。“因此，中國的成功不應只給發展中國家帶來希望，也應成為美國變革的催化劑。”（章念生 胡澤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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