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侯乙編鐘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重大發現,在人類文化史、音樂史、科技史等領域占有重要地位,展現了人類智慧在 “軸心時代”所創造的高度
幾十年來,觀看過曾侯乙編鐘、欣賞過編鐘樂舞的各國政要眾多,面對這一世界奇觀,他們無不熱情贊嘆。編鐘成為增進中外友誼、促進世界文化交流的“特使”
曾侯乙編鐘錯金銘文。
曾侯乙編鐘原件全景。
2018年4月27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同印度總理莫迪在武漢進行非正式會晤,并共同參觀湖北省博物館精品文物展。
被稱為湖北省博物館鎮館之寶的曾侯乙編鐘見證了兩個偉大國家的攜手。
1978年5月,深埋于地下2400余年的曾侯乙編鐘在湖北隨州擂鼓墩重見天日,震驚中外。因為有了1978年的“巧遇”,便注定與中國改革開放“同行”。
出土40年間,作為來自“孔子時期的聲音”,曾侯乙編鐘以其恢宏氣勢、渾厚音色,不僅見證著改革開放以來的重大事件,也拉近中國與世界的距離,成為文化傳播的符號和對外交流的橋梁。
“音樂奇跡”與“世界記憶”
“公元前五世紀,是一個精彩的世紀。人類的自我意識出現了理性的覺醒,人們逐漸轉變從‘神’到‘人’的認識,也漸漸地從對藝術的憧憬,轉為對于技術的追求。”
2018年4月26日晚,華中科技大學圖書館報告廳,一場題為《公元前五世紀的輝煌——曾侯乙編鐘的科技與文化》的學術講座,吸引了來自這所理工學校大批師生的濃厚興趣。
主講人馮光生說,那是一個群賢畢聚、群星麗天的時代:世界上,釋迦牟尼、畢達哥拉斯、蘇格拉底等橫空問世；在中國,老子、孔子、墨翟、莊周等相繼登場；然而,有一個人,在1978年之前無人知曉,但如今他所留下的文化遺產,卻被越來越多的人認為是那個時代罕有的瑰寶。他就是曾侯乙。
馮光生是曾侯乙墓考古發掘的親歷者之一。在他眼里,曾侯乙墓中出土的曾侯乙編鐘,是與公元前五世紀前后的先賢們有著同樣地位的驚世之作,是中國禮樂制度巔峰的體現。
1977年9月,一支部隊在隨州擂鼓墩平整山頭、興建廠房時,偶然發現這座戰國早期大型墓葬。1978年3月,以湖北省博物館譚維四為隊長的考古隊開始實地勘察,二十出頭的馮光生也到了工地上。
馮光生告訴記者,當年5月,考古挖掘工作正式開始,這是學音樂的他第一次接觸考古。經過短期培訓,從安全保衛,到文物清理,后來又涉足音樂考古研究,40年來,就此與曾侯乙編鐘結下了不解之緣。
回憶曾侯乙墓打開的那一幕,馮光生依然難掩激動:“對一個沒有考古知識的人來說,墓葬打開,我看到的是一個200多平米的‘游泳池’,墓中全是水。但是,伴隨著潛水泵的馬達聲,水位緩緩下降,我和在場所有人一樣,完全驚呆了。”
讓馮光生印象最為深刻的是從水中緩緩露出的一根木柱、三層橫梁,以及懸于梁下的一件件青銅古鐘。水落鐘出,他被深深震撼:如此規模宏大、氣勢磅礴、數量眾多的一套青銅編鐘,經歷兩千多年竟然屹立不倒,只有兩件甬鐘掉到了泥中。
經過清理檢測,曾侯乙編鐘共有65件,編成八組,懸掛在三層鐘架上。全套編鐘總重量2567公斤,加上橫梁上的銅套、銅立柱,合計用銅達4421.48公斤。其中最大的一件甬鐘,重達203.6公斤。
曾侯乙墓的考古發掘轟動了全國及海外。而馮光生回憶起這一與改革開放“同齡”的重大發現時,總是以“開放”和“開創”作為關鍵詞。
“從甫一出土,這件稀世文物就以一種開放的姿態進入研究者和公眾的視野。”馮光生向記者介紹,曾侯乙編鐘5月份出土,六七月份從全國各地來的青銅器、古文字、音樂等各方面專家就云集隨州,開展研究。“所有的實物和文字資料都對專家們開放,這在當時還是罕有的情形。”
音樂方面的專家有黃翔鵬、李純一、王湘、吳劍、王迪、顧國寶等人。馮光生被分配跟隨黃翔鵬開展編鐘音樂研究。
早在曾侯乙編鐘之前,包括黃翔鵬在內的音樂文物小組已經先后到過山西、陜西、河南、甘肅等地,對出土編鐘進行研究,并提出了“一鐘雙音”的發現。但是,這一新成果卻每每被斥為“無稽之談”,沒有人相信在一件鐘上會發出兩個不同的音。
看到曾侯乙編鐘,黃翔鵬斷言,每件鐘上都可以找到兩個不同的音。這個斷言不僅在每件鐘上得到證實,而且在每件鐘上每個音的敲擊點,還有銘文,這個銘文恰恰與所發出的音相吻合。
“曾侯乙編鐘的出土,中國先秦樂鐘的‘一鐘雙音’才被世人普遍認可。”馮光生說。
在曾侯乙編鐘的鐘體、鐘架和掛鐘構件上,共有3700多字銘文。這些銘文不僅標注了各鐘的發音律調階名,還清楚地表明了這些階名與楚、周、齊、申等各國律調的對應關系。
音樂學家們發現,曾侯乙鐘銘簡直是一部成套的樂律體系,其中出現了十二律及其異名達28個之多,其中大多數早已失傳。馮光生至今仍然驚嘆:“這是一部金光閃爍的樂律經,足以改寫中國古代音樂史和世界古代音樂史。”
“曾侯乙編鐘是軸心時代音樂文化的高峰。”湖北省博物館研究館員張翔說,曾侯乙編鐘不可辯駁地表明,在公元前5世紀,中國已經有了七聲音階,有旋宮轉調的能力,有良好的音樂表現性能,同時它體現的是一個系統工程,在結構力學、冶金鑄造、雕塑等方面,都是很高級別的震撼。
2016年10月,第十屆國際音樂考古大會在武漢舉行,期間在韓國漢陽大學權五圣教授的倡議下,來自世界各地的170位代表簽署《東湖宣言》。學者們一致認為,曾侯乙編鐘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重大發現,在人類文化史、音樂史、科技史等領域占有重要地位,展現了人類智慧在“軸心時代”所創造的高度。
曾侯乙編鐘的偉大價值成為國際共識。
“來自孔子時代的聲音”為當今時代奏響
“只見其形,不聞其聲,不算認識編鐘。”曾侯乙編鐘出土后,幾位音樂專家就希望讓編鐘“復活”,并得到了相關部門的認可和支持。由黃翔鵬擔任藝術指導兼指揮,從部隊宣傳隊選調了幾名青年演員,又從湖北省博物館抽調了幾名講解員,組成一個前所未有的樂隊。
1978年8月1日,曾侯乙編鐘出土后不到3個月,一場史無前例的曾侯乙編鐘原件演奏音樂會在隨州一處禮堂舉行。
禮堂里肅穆安靜。隨著畫外音對曾侯乙墓的發掘概況徐徐道來,開篇曲目《東方紅》緩緩奏響。熟悉的旋律,卻由沉睡了2400余年的曾侯乙編鐘奏響,感覺尤為奇妙。
接下來,既有專為實驗編鐘音樂性而創作的《楚商》,也有特意改編的中外名曲《一路平安》《歡樂頌》等,最后音樂會在莊嚴的《國際歌》聲中結束。
“這是來自孔子那個時代的音響,第一次向公眾公開發聲。現場掌聲雷動、氣氛十分熱烈。”回憶當時情景,馮光生仍然非常激動。當時,他就是《東方紅》的領奏,是第一個面向公眾敲響曾侯乙編鐘的人。
在他眼里,這次演奏更有一層深意:考古發掘為了誰?不只是為專家、為研究,更重要是為民眾,為古代文化的當代滋養。這恰恰體現了與改革開放同步的對待文物的新態度。
40年后的今天,湖北省博物館已有一個專門的編鐘演奏廳和一支專業的編鐘樂團。作為陳列展覽的延續,樂團以曾侯乙墓出土樂器為基礎,創造出一臺古樂器演奏會,每天吸引海內外觀眾排長隊入場觀看演出。平均每天演出3至4場,一年至少1100場,幾乎場場都是滿座。
湖北省博物館館長方勤告訴記者,“讓文物活起來”,湖北從曾侯乙編鐘出土后就開始實踐了。在編鐘復制開始成型之后,湖北省博物館把動態的、能演奏的編鐘復制件搬進博物館。
“雖然現在的博物館對于音樂演奏早已司空見慣,可是在當時用‘演奏+科學報告’‘動態展示+靜態展示’的形式展示文物,在全國引起轟動,從普通觀眾到學術界,均為之動容。編鐘樂舞也得以成為湖北特色,名震全國。”
馮光生說,曾侯乙編鐘出土后就沒有落入傳統的文物保護窠臼,而是努力地讓它實現“原音重現”,讓它“復活”,以滿足普通觀眾對這件樂器的心之神往。也正因為如此,曾侯乙編鐘出土40年來,每每為改革開放大事件奏響,古老樂鐘與時代發展“美妙共振”。
1979年,新中國成立30周年國慶期間,湖北省博物館與中國歷史博物館在京聯合舉辦“湖北隨縣曾侯乙墓出土文物展覽”,曾侯乙編鐘原件展出并現場演奏。中國古代的神奇樂音,從此傳向世界。
這也是曾侯乙編鐘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離開湖北、離開湖北省博物館。
在此期間,時任湖北省博物館館長、主持發掘曾侯乙墓的譚維四先生開始為曾侯乙編鐘的復制工作四處奔走。在做一次爭取國家立項支持編鐘復制的發言時,因勞累過度,突然暈倒。
作為國寶級的出土文物,曾侯乙編鐘必須得到妥善保護。于是編鐘的復制很快被提上日程。在“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的時代氛圍感召下,由湖北省博物館、武漢機械工藝研究所、武漢精密鑄造廠、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等六家單位聯合組成科研小組,開展曾侯乙編鐘復制攻關。
1983年,第一套曾侯乙編鐘復制件通過國家驗收,達到了“形似”“聲似”的效果。
1984年國慶期間,湖北省博物館“編鐘樂團”應邀赴北京,用剛剛榮獲文化部科技進步一等獎的曾侯乙編鐘復制件,為共和國35歲生日獻上了首場大型民族交響樂。
自此,由曾侯乙編鐘所帶來的歷史強音,持續為中國改革和開放的時代奏響。
1997年香港回歸,音樂家譚盾創作大型交響曲《一九九七:天地人》,“編鐘樂代表著中國燦爛的歷史和古老的文化而貫穿樂曲始終”。
湖北省博物館編鐘樂團音樂總監馬業平介紹,這一次,經過特批,曾侯乙編鐘原件再次被敲響,錄制了十分珍貴的聲像資料；而在香港回歸慶典演出的現場,曾侯乙編鐘復制件雄渾深沉的樂聲,激蕩人心,震撼寰宇。
10年之后,譚盾為北京奧運會頒獎儀式創作音樂,將曾侯乙編鐘原件聲像資料調出來,又使用了一次,“完美地結合了古今音樂和民族元素”,以曾侯乙編鐘的原聲和石磬的聲音,形成了“金玉齊聲”“金聲玉振”的藝術效果。
“托舉”編鐘者的“雕龍文心”
位于武漢市古田一路的武漢精密鑄造有限公司保存著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紅磚灰瓦的廠房,破舊但是高大寬敞。老舊的鑄造車間里,一直堅守著一項“雕龍文心”的技藝:復制編鐘。
公司前身武漢精密鑄造廠就是最早參與曾侯乙編鐘復制科技攻關的單位之一。
“以前,精密鑄造的國家標準都是我們廠設立的,但是到了80年代改革開放,下崗潮沖擊了整個廠,生產開始走下坡路。”1990年,李明安出任廠長,為尋找脫困突破口,熱愛編鐘的他又想到了編鐘復制。
然而,編鐘復制卻是一件浩大而精細的工程。
曾侯乙編鐘是如何鑄造出來的?文獻資料少之又少。李明安和他的團隊借鑒文獻記載鑄鐘“陶范法”,結合現代工藝和校音儀器,通過制模、焙燒、熔煉、澆鑄、打磨、修音等步驟,自己探索出一套完整的編鐘復制操作流程。
他說,編鐘鑄造涉及的學科極為龐雜,包括冶煉、鑄造、力學、音樂、美工等,涵蓋了文化和技術的交融,不僅要有高超的鑄造技藝,還要有一定的文史修養。
他更感嘆,對編鐘鑄造鉆研得越深入,越是驚嘆古代工匠高超的技術。“在2000多年前,這絕對是當時的高科技,不亞于今天的航天航空科技。”
馮光生告訴記者,曾侯乙編鐘的“一鐘雙音”來自于其獨特的鐘型——“狀如合瓦”。像兩片瓦扣合在一起,編鐘上有兩個不同的振動模式,再通過鐘壁的厚薄,來控制聲音的高低。
在曾侯乙編鐘的鐘體內部,還可以看到一道道人工打磨的凹槽,表明古人是通過打磨鐘壁的厚度來得到一個鐘上兩個規范的樂音。
用現代儀器檢測,不僅每件鐘上兩個音之間非常規范,全套編鐘的鐘與鐘之間、組與組之間,也約束得十分精確。曾侯乙編鐘的甬鐘共有22組重復音,其中半數以上重復音的誤差僅在15音分以內,其余的誤差也在20音分之內。絕大多數都在現代音樂家的音準寬容度之內。
“在‘以耳齊其聲’的原始條件下,需要經過何等艱苦的磨礪,才能達到如此精確的設計標準!”馮光生說。
現代復制依然要經過這樣艱苦的磨礪。
從開始制模到最后修音,任何一點差池都會影響編鐘的音準與音色,甚至前功盡棄。
在調型工作間,42歲的肖勝國師傅正在對一口蠟制镈鐘模進行調型。這口鐘的銑間距離不足,肖勝國往側鼓的位置涂蠟。“調好整個大鐘需要至少三四天。”
肖勝國向記者介紹,調型最難的是外層的垂直度,正鼓、側鼓、銑棱的厚度也非常重要,調型的好壞決定后續的工作量,可以有效減少后續調音的工作量。如果太薄,就失去了調音的空間,變成一口廢鐘。
肖師傅說,自進廠以來,每天面對這樣的“蠟鐘”反復削磨已有10余年。“這項工作壓力很大,卻也充滿成就感。”
澆鑄完成,還要進行調音。用砂輪對編鐘內側進行削磨,一點一點減少誤差,這個過程漫長而精細,一件鐘往往就需要花費4到10天才能完成。而一旦磨多了,整個鐘就廢了。
“一件編鐘的調音就已經讓調音師煞費苦心,想要讓整套編鐘具有協調性,難度可想而知。”就是這樣繁瑣精細的鑄造、調音工作,李明安和他的團隊一干就是30年。
隨著李明安等越來越多致力于傳播編鐘文化的專家不懈努力,更多編鐘復制件得以走向全國甚至國際舞臺,在海外孔子學院、中國文化中心,在德國的音樂廳、美國的博物館,奏響華美的樂章。
馮光生一直有個觀點:“用放大鏡看曾侯乙編鐘,你會發現更多精彩。”
在“放大鏡”下,曾侯乙編鐘鐘架上的6名佩劍武士會更加醒目。立于鐘林的6名武士上下成對、左右成列,面容安詳而堅毅,體態輕盈而穩健,卻“托舉”著2500多公斤的全套編鐘。每當鐘聲響起,他們仿佛正在應和、吟唱。
“器以載道,中華文化自古講求一種寄寓。國人造物,不止停留在實用層面,而是通過其形態語言,傳達出一定的審美情趣和精神境界。”馮光生說,這就是一種“雕龍文心”的境界。
今天,也正是由于這樣一批致力于編鐘研究的中堅力量,猶如曾侯乙編鐘鐘架上的銅人一般,“托舉”著曾侯乙編鐘所承載的傳統文化。
“傳統是一條河流,在黃浦江的入海口,一定有金沙江的那滴水。”這是中國藝術研究院老專家黃翔鵬對學生馮光生說過的一句話。這句話一直激勵著馮光生傾其一生播撒編鐘文化的種子。
活躍在文化傳播的舞臺上
文物的藝術價值很容易引起共鳴,能夠有效增進不同國別、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之間相互了解,在促進文化交流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武漢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張昌平作為講解員,為中印領導人講解曾侯乙墓出土文物。“曾侯乙編鐘早已超越了荊楚文化的含義,代表的是中華文化的精髓,和世界文化進行交流。”他說,以編鐘演奏歡迎莫迪造訪,是古老傳統文化在當今國際交往活動中的重要體現。
40年來,編鐘以展覽、展演和藝術交流等形式,頻繁地參與對外文化交流活動,為弘揚優秀的民族文化作出了特殊貢獻。
“很多文物我們習以為常,外國觀眾看了卻感到特別震撼。”方勤告訴記者,外國觀眾對編鐘的欣賞、喜愛及贊嘆常常出人意料。美國著名慈善家肯尼斯·貝林到訪武漢參觀博物館,立即被編鐘所震撼,激動不已,請求復制一套運往美國,作為在美國揭幕的一家博物館“最大的亮點”。
“韓國、俄羅斯的學者來看了之后,都認為還應該進一步推廣,讓歐洲乃至全世界都了解我們的編鐘。”2014年,博物館在俄羅斯舉辦了館藏商周青銅器特展,吸引了當地眾多中小學生參觀,這些孩子們還創作了很多繪畫作品,其中編鐘和越王勾踐劍是最重要的主題。
重要的文物已經成為文化符號,具有經久不衰的魅力。每年都有很多外國觀眾到博物館欣賞編鐘演奏,當《歡樂頌》《友誼天長地久》《喀秋莎》等世界名曲響起時,無不驚嘆不已。對文化藝術的共同感悟一下子拉近了外國觀眾和中華文明的距離。
馬業平說,從他2006年接手湖北省博物館編鐘樂團以來,這支隊伍發展至今形成穩定的28人樂團,除了隨外展出國演出,樂團也常常受到國際社會的邀請,在世界各地的音樂廳、博物館進行表演。
編鐘有時在外交中所起的作用也十分微妙。馬業平說,幾十年來,觀看過曾侯乙編鐘、欣賞過編鐘樂舞的各國政要眾多,面對這一世界奇觀,他們無不熱情贊嘆。編鐘成為增進中外友誼、促進世界文化交流的“特使”。
湖北省博物館編鐘樂團團長付強說:“自2003年到湖北省博物館,15年間隨團到荷蘭、比利時、日本、韓國、意大利、美國等10余個國家和地區進行演出。”
最令付強難忘的是,去年到美國舊金山黑鷹博物館進行展演的經歷。來參觀的每一名觀眾,都對中國文化、對編鐘樂舞充滿興趣。有一位美籍華人李先生來看了三次,第一次一個人來,第二次帶了朋友來,第三次帶來一整個團隊。
“作為‘二代移民’,李先生出生至今很少回到中國。他用不是很流利的中文和我們說,編鐘勾起他對祖國的向往,他很想回到中國看看,看看日新月異的城市建設,看看生機盎然的大好山河。”付強說,我們不遠萬里地過去,不僅向海外觀眾傳播中國文化,也讓華人華僑感受到祖國的文化底蘊。
致力于編鐘文化傳播的還有武漢音樂學院中樂系主任譚軍。
“從1985年進武漢音樂學院當學生開始,老師就帶著我們到省博去上實踐課。學習編鐘、教授編鐘,已經成為了生活的一部分。”譚軍說。
除了《一九九七:天地人》的編鐘演奏者之一的身份,譚軍為人熟知的“守護”工作還要歸功于由他所開設的“編鐘古樂演奏課”。
這門課程開設于2000年,當時選課的學生僅為16人,直到2002年課程人數升至30多人。如今以這門課程為基礎成立的“武漢音樂學院青年編鐘樂團”固定成員達35人,以青年學生的姿態在世界各地演出,為世界觀眾演奏編鐘樂曲。
譚軍說,開設編鐘演奏課程主要是培養人才和生產精品,作為博物館、歌舞劇院等演出形式的補充和延伸,向更多的觀眾推薦這一人類共有的音樂記憶。
連同湖北省博物館編鐘樂團、武漢音樂學院青年編鐘樂團,以及湖北省歌劇舞劇院,3支編鐘演奏團體,因不同的研究側重點,進行著相似的工作性質——將“活起來”的編鐘文化播撒到世界各地。
作為中華世紀壇世界藝術中心研究館員的馮光生早已離開湖北,但他還會經常回到湖北省博物館。他說自己是曾侯乙編鐘的發掘者、復制者、傳播者,更是曾侯乙編鐘的“侍奉者”。
“40年了,我感覺曾侯乙編鐘研究還很年輕。它是列祖列宗所積累的音樂的、文化的、技術的輝煌。它是一個傳承的、集成的過程。雖然它是一件文物,但是我感覺它依然活著。”記者皮曙初 喻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