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二月河12月15日病逝,他除了留下《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三部長篇小說外,還因為對反腐敗的思考,獲得了“反腐專家”的名號。

　　二月河生前談反腐,有一個比方非常形象,他說,腐敗是社會“糖尿病”,是個慢性病,它一般不會導致國家速亡,怕的就是蔓延嚴重,導致并發癥暴發。

　　歷史上,腐敗“糖尿病”多次發作,比如,太平天國運動爆發前的清朝官場,就是腐敗“糖尿病”并發癥暴發的一個“病理樣本”。

一

　　地主王作新差點就改變了歷史。

　　公元1847年,一個北風呼嘯的冬日,廣西桂平縣紫荊山石人村的地主王作新,帶團練抓住了一個名叫馮云山的人。

　　王作新向官府指控馮云山糾集“數千人”聚眾謀反,在清朝法律里,謀反罪列在十惡大罪之首,不但本人要被處極刑,家屬還要連坐。但吊詭的是,官府訓斥王作新“殊屬昏謬”,把馮云山給釋放了。此時,距離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農民起義太平天國運動爆發,還有兩年多時間。

　　馮云山是個什么人物?許多年后,忠王李秀成被曾國藩俘虜后,寫下自述,其中這么評價馮云山:“謀立創國者出南王(注:南王即馮云山)之謀,前做事者皆南王也。”可以說,馮云山是太平天國起義與建國的設計者,也是太平天國運動前期的頂梁柱。

　　跟東王楊秀清、西王蕭朝貴、北王韋昌輝、翼王石達開均為廣西籍不同的是,馮云山與洪秀全同屬廣東花縣人,兩家距離才三里路,兩人從小同學,意氣相投。洪秀全創立拜上帝教后,馮云山誓死追隨,陪同洪秀全到廣西傳教。條件艱苦,洪秀全回廣東了,馮云山卻堅持了下來,他以做塾師為掩護,獨自一人,深入桂平紫荊山傳教,將一批窮困潦倒的燒炭者,發展成為太平天國運動的骨干。

　　洪秀全得知馮云山在深山里干出了名堂,激動。他比馮云山性子急,想盡快擴大影響力。他發動“打倒偶像”運動,先在象州搗毀甘王廟,又將紫荊山內左水和右水一帶的社壇一律搗毀,一時轟轟烈烈,會眾日增,但把王作新給惹出來了。

　　據《桂平名人錄》記載,王作新(1810—1870),紫荊山石人村人,是個秀才。其父王東誠,為紫荊山首富,年收租谷數萬斤。馮云山1846年進入紫荊山后,執教于大沖書房,王作新曾與之交往。翌年,馮云山在書房門旁大書一聯:“暫借荊山棲彩鳳,聊將紫水活蛟龍”。王作新反復揣度,覺得馮云山居心叵測,有叛逆朝廷之意,自此不再與馮云山往來,且時刻伺機與拜上帝會作對。

　　1847年秋,洪秀全、馮云山率會眾搗毀的紫荊山大沖雷廟,是王東誠、王作新父子倡建的。于是,王作新帶團練出手了,突襲拜上帝教總壇。

　　根據太平天國史研究專家羅爾綱所著的《太平天國史》,王作新兩次出手抓捕過馮云山:先是11月21日,在押往官府途中,被曾亞孫、盧六帶領拜上帝會兄弟在路上奪回。12月12日,王作新再帶團練把洪秀全、馮云山、盧六、曾玉珍都捉了,解交大湟江口巡檢司(相當于今天的派出所)。巡檢王基把洪秀全、曾玉珍留下(他倆很快就借機跑了),把馮云山、盧六解去桂平縣,下了監獄。王作新以“陽為拜會,陰謀叛逆”來控告馮云山。

　　另一位著名學者王慶成在《太平天國的歷史與思想》一書中則表示:根據太平天國起義后清朝方面追查此案的結果,王作新并無第二次捉人之事,馮云山被救走后,他到縣里控告,知縣要求“嚴提兩造人證質訊”,馮云山、盧六是江口巡檢司差傳到案解縣的。

　　馮云山下獄,洪秀全跑回廣東找關系營救(結果一無所獲)。這是太平天國起義爆發前他們遭遇的最大一次危機。

　　但是,馮云山怎么就給釋放了呢?

二

　　桂平縣的縣太爺不愿意“惹事”。

　　知縣王烈受理了王作新的控告,控告書寫道:“(馮云山等人)為結盟借拜上帝妖書,踐踏社稷神明,乞恩嚴拿究辦事。緣曾玉珍窩接妖匪至家教習,業經兩載,迷惑鄉民,結盟聚會,約有數千人。要從西番舊遺詔書,不從清朝法律。膽敢將左右兩水社稷神明踐踏,香爐破碎。某等聞此異事,邀集鄉民耆老四處觀察,委實不差。至十一月二十一日,齊集鄉民,捉獲妖匪馮云山同至廟中,交保正曾祖光領下解官。詎料妖匪黨曾亞孫、盧六等搶去,冤屈無伸,只得聯名稟叩,伏乞嚴拿正辦,俾神明泄憤,士民安居,則沾恩無既。　”

　　實事求是說,王作新雖沒預料到他筆下的“妖匪”即將掀起滔天巨浪,十余年時間席卷大半個中國,但他這份控告書,盡是干貨,直指問題實質,而且,是性質非常嚴重的問題。

　　按常理,事涉謀反,妥妥的本縣第一大案,有司當組織專案組偵辦,遣骨干力量深入調查。但是,王烈卻在批示中,劈頭蓋臉把王作新給罵了一通:

　　“閱呈殊屬昏謬。該生等身列膠庠,應知條教,如果事有實跡,則當密為呈稟,何得輒以爭踏社壇之故,捏飾大題架控。是否挾嫌滋累,亟應徹底根究。候即嚴提兩造人證質訊,確情辦理,以遏刁風而肅功令。”這通批示,首先罵王作新“昏謬”,繼而批他小題大做,故弄玄虛,“捏飾大題架控”,同時又表示:要將馮云山、盧六二人弄來當面對質。這樣,巡檢司把他二人給弄進了縣看守所。馮云山叫屈:“我是教人敬天,不意被人誣控!冤啊!”

　　馮云山、盧六坐了半年牢,不幸的是,盧六病死獄中。1848年5月間,接替王烈擔任桂平知縣的賈柱把馮云山給釋放了,理由是:教人敬天,是勸人為善,“并無為匪不法情事”。判決:把馮云山作為無業游民,派兩個差役押解回廣東花縣,交原籍地方官管束。

　　但無論王烈還是賈柱,都自認為自己很聰明:謀反可是大罪,呈報上去,驚動了上頭,就麻煩了,上司能不煩么?他們會想:你桂平縣令是干什么吃的?居然說有人謀反,給我添堵!要是上頭過問下來,甚至可能派人下來督查,那就是大麻煩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何必給自己惹事呢?所以,王作新多事,討厭!

　　王慶成在《太平天國的歷史與思想》一書中說得很精辟:“當時清朝官場腐敗顢頇,官吏只顧搜刮,其他一切都以敷衍放任為主,寧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愿轄境內發生重大事故。”這就像已故作家王小波在雜文《花剌子模信使問題》中寫的那樣:凡是給君王帶來好消息的信使,就會得到提升；給君王帶來壞消息的人則會被送去喂老虎。誰還敢報壞消息?上有所好,州縣官望風承旨,諱匿不報,已成慣例。所以,馮云山造反的火藥味連王作新這樣的地主都聞得直打噴嚏滿心警惕了,但縣太爺就是假裝聞不到。馮云山逃過大劫,太平天國也因此沒有給扼殺在萌芽狀態。

　　但桂平知縣既然不愿也不敢給馮云山戴一頂“謀反”的帽子,卻又為何把他關了半年之久呢?

　　秘密在于一個字:錢!羅爾綱在《太平天國史》中寫道:“不肯放馮云山,因為這一個大題目,正是這班如虎如狼的貪官污吏們勒索人民的大好借口,不滿他們的貪壑,是決不放手的。”辦案索賄,雁過拔毛,絕對是晚清官場的潛規則,之前,洪秀全跟馮云山一起被逮住,結果巡檢(派出所所長)把洪秀全截留了,就是想勒索點錢。史實證明:桂平知縣通過馮云山案,確實撈了一大筆:紫荊山拜上帝會的燒炭窮兄弟,用他們的血汗錢,所謂“科炭”,即每賣出一百斤炭就抽出一部分的炭錢積貯起來,東拼西湊,籌得了一筆大款,賄賂了王烈(當時他因為父母去世回鄉“丁憂”)的繼任者賈柱,馮云山因此得以釋放。

　　馮云山被兩名桂平衙役押送往廣東花縣,一路上,未來的南王游說他倆加入拜上帝教。他口才了得,這兩名衙役即刻就被說服,毅然隨馮云山轉道去了紫荊山,風風火火籌備即將到來的金田起義。

三

　　“我沒看到,我不相信,我認為沒有,這事就真的沒有”——讀太平天國起義前夕的史料,能夠清楚窺見各級官員的“鴕鳥心態”,普遍的僥幸,混亂的邏輯,瘋狂的自欺欺人。

　　他們就像在玩一個擊鼓傳花的游戲,把一個注定要爆炸的炸彈互相傳遞,就看誰的運氣差了。

　　隨著太平天國起義時間的臨近,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有大事將要發生。不說別的,就說一批又一批武裝的民眾,趕集一般朝金田村匯集,即便是傻子,也知道大事不妙了。但縣官欺瞞州官,州官欺瞞巡撫,巡撫欺瞞朝廷。當時廣西巡撫是鄭祖琛,他明明知道地方糜爛,劇變在即,卻心存僥幸,對皇上“力事隱朦,不邃上奏”。一直等到金田起義爆發,北京的咸豐皇帝才突然知道:廣西有人造反了,噢,不是“有人”,是有數以萬計的人造反了。

　　咸豐帝暴怒,當即以“專講應酬,于紀律運籌一無所知,畏縮無能,縱賊養患”為由,革去廣西提督閔正鳳的職,調湖南提督向榮充任其職。再以“庸懦無能,因循畏葸”為名,革去廣西巡撫鄭祖琛的職,重新啟用林則徐為欽差大臣,馳赴廣西督剿。只是林則徐年事已高,久病纏身,還未到剿匪目的地,就在路上病逝了。咸豐帝焦頭爛額,四處找人赴廣西滅火,但金田起義這把火,已經燒得透天紅,無法撲滅了。

　　被革職回家的鄭祖琛,不久就憂憤而死。咸豐帝得知他的死訊,還不解氣:“鄭祖琛辜恩昧良,可恨已極。該犯在家身死,太覺便宜。”

　　鄭祖琛這個人,值得寫寫:他從七品芝麻官,爬到一省巡撫之位置,花了40年時間,是一個史稱“世故太深、周旋過甚”的官油子。他任廣西巡撫時,已近七旬,又患有咯血病,在任上一味求穩,暮氣沉沉,得過且過,紫荊山一帶動蕩不安,他雖有耳聞,卻假裝不知道。待金田起義發生后,同僚因此如是攻擊他:“大吏鄭祖琛又篤信佛教,酷似梁武帝欲不殺一人以為功德,于是一省鼎沸,魚爛日餒矣。”

　　但時局之糜爛,讓鄭祖琛一人承擔,也是不公平的。學者夏春濤在《天國的隕落》一書中寫道:某種意義上,“鄭祖琛是在替他的前任梁章鉅、周之琦背黑鍋。”譬如梁章鉅,任廣西巡撫期間,以名士風流自命,以游山賦詩飲酒為樂,對政務放任不問,史載,“于地方懲辦盜案之員,目為俗吏,或加以擯斥。”這種官僚,所起的示范作用,是極其惡劣的。何況當時的廣西,是長江以南社會矛盾最尖銳、統治基礎最薄弱的一個省份,民生問題、民族問題、土客問題相互交織。在這樣的地方為官,必須掌握處理復雜敏感問題的能力,更要勵精圖治、夙夜為公,一刻松懈也是行不得的,偏偏,卻遇上了不作為的官員。

　　其實,被免職的鄭祖琛也感覺很冤,太平天國起義前后,他不是沒有向上報告過,但沒人聽。

　　當一批批武裝民眾從四面八方匯聚金田時,鄭祖琛向他的上級、兩廣總督徐廣縉商量,請求調兵支援。徐廣縉不搭理他,理由是:這是你廣西的事。當然,坐鎮廣州的徐廣縉,自己也有一堆麻煩事,分身乏術。

　　火藥味越來越濃了,鄭祖琛無奈,越過徐廣縉,直接找到北京,這次找的是個大人物,軍機大臣潘世恩,他幾乎是哭訴了:廣西軍區司令閔正鳳很吃力啊,打不過下面那幫“會匪”,我的領導徐廣縉又不肯幫我,您老哥是軍機大臣,幫幫我啊。結果潘世恩的回復是:“切勿以賊多入奏。”意思是,皇帝不喜歡聽這些,別拿這些破事來煩我。

　　時間不等人啊,到金田村集結的武裝人員越來越多,到處爆發了跟清軍的沖突,絕望的鄭祖琛,只能找到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權臣穆彰阿。這個穆彰阿可不是一般人,文華殿大學士,正一品,在當時堪稱“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是皇帝特別寵信的人。鄭祖琛跟穆彰阿關系也不一般,兩人是同年考取的進士。鄭祖琛給穆彰阿寫信,商量能否向皇帝報告廣西的亂局。

　　但穆彰阿對同年十萬火急的情況匯報,不以為然,只是回復了一句:“水旱盜賊,不當以時入告,上煩圣慮。國家經費有常,不許以毛發細故輒請動用。”意思是:朝廷沒錢,這種破事,你自己處理吧,不要上奏,免得讓皇上煩惱。

　　皇帝想保江山社稷,但當臣子的,只想保住自己的烏紗帽。

　　狼煙四起,刀戈如林,鄭祖琛真是絕望啊,史料記載下了他的真心話:“左右為難,乞身未敢,空手何能殺賊?”自己說什么都沒有用,既無法辭官回家,又沒有撲滅叛亂的能力,怎么辦?只能寄希望上天保佑,事態能夠控制,不會搞到無可救藥,捱到自己任期結束的時候。

　　但他的運氣,不如他的前任。在擊鼓傳花的游戲中,輪到他時,鼓點驟然停了,轟,炸了。

四

　　金田起義爆發后,咸豐皇帝下令,對王作新控告馮云山但被桂平知縣放虎歸山一案進行了調查與追責。《咸豐實錄》上記載:“廣西武宣縣生員王作新前經呈控馮云山等在桂平習教結盟一案,已革潯州府知府顧元凱、丁憂桂平縣知縣王烈,事前既毫無覺察,迨經控告到案,又不赴鄉親查、嚴行究辦。江口司巡檢調補廣東省巡檢王基專司緝捕,乃既疏于查拏,又復任聽賄囑。吏治廢弛,至此已極。必應徹底根究。王烈、王基均著革職,同已革知府顧元凱一并拏問。交鄒鳴鶴提同府縣幕友人等嚴訊確情,按律懲辦。”

　　可見咸豐皇帝為“吏治廢弛”痛心疾首,痛恨官員沒有政治敏銳性,也缺乏深入基層的能力,是啊,如果當時王作新控告后,官老爺們能夠“赴鄉親查”,又怎么會是這么一個完全失控的局面呢?

　　隨著太平天國運動的迅速蔓延,咸豐帝越來越發現自己的官員那般讓他絕望!　

　　他寄予厚望、派到前方的欽差大臣賽尚阿,卻是個糊涂蛋,跟太平天國打了一年仗,還沒搞清楚“太平王”是何人,探子報個名字,他不假思索就報給皇帝,今天是“韋正”,明天又變成了“胡以晃”,甚至還報了一個女人的名字“胡二妹”……明明清軍處處潰敗,咸豐卻不斷收到“捷報”。為了掩飾自己的失敗,他甚至不惜編造俘虜的供詞,嚴重誤導了咸豐的判斷。

　　皇帝又是暴怒,撤掉賽尚阿,委派兩廣總督徐廣縉為欽差大臣。徐廣縉此前不遺余力攻擊鄭祖琛“專事慈柔,工于粉飾,州縣亦相率彌縫,遂至釀成巨患”,但他比鄭祖琛表現更糟糕,只敢帶著部隊,遠遠跟在太平軍屁股后面。武昌被圍時,徐廣縉尚在710里外的湘陰；武昌失陷次日,徐廣縉尚未進入湖北境,奏稱“武昌追剿賊匪,迭次進攻大獲勝仗”,斷言武昌“自可解圍”。四日后,才奏報武昌失陷,并以“遏該逆回竄”為辭滯留不前。咸豐帝豈能不怒,斥責徐廣縉“軍情緩急但憑稟報,如在夢中”,表示“自愧自恨用人失當”……

　　前方無人可用,后方蠢材內訌。太平天國起義后,清政府為鎮壓起義,花費了巨額軍費,最后國庫空虛,軍費告急,清廷一度號召大巨捐款,結果應者寥寥。左副都御史文瑞認為,戶部尚書孫瑞珍有錢,建議他捐銀三萬兩,孫瑞珍急了,堂堂一個從二品的大官,卻像個潑皮無賴一樣賭咒發誓:我沒錢,“若有虛言,便是龜子王八蛋”。文瑞不信,兩個朝廷大臣,像街頭潑婦一樣對著破口大罵,差點打起來了。

　　一場太平天國運動,讓大清王朝上上下下現了原形,官員無能而又貪婪,因循怠玩、隳發疲敝,喪失了處理復雜敏感問題的能力,國家機器,已到了沒有能量推動運轉的地步。用二月河的話來說,腐敗的“糖尿病”并發癥暴發了。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反腐不可謂力度不大,乾隆之后的嘉慶,一等乾隆駕崩,就干掉了和珅,所謂“和珅跌倒,嘉慶吃飽”,但基于封建皇權的反腐,難以觸及皇親國戚的核心利益,更談不上有“制度性反腐”的延續性,雍正反腐力度最大,但他身后,腐敗卻愈演愈烈,后來的皇帝,對于反腐,即使有心,也是無力了。愈到晚清,腐敗問題更嚴重,漸成不治之癥。晚清著名教育家容閎當時就指出,清政府“政以賄成,上下官吏,即無人不中賄賂之毒……”

　　一方面是完全失控的腐敗現象,另一方面是不負責任的官員群體,清朝哪來生命力?不負責任的官員,以道光一朝的“磕頭宰相”曹振鏞為最,他做官的秘訣是“多磕頭、少說話”,做任何事都是為了取悅皇帝,因此打壓言路,逼著官員們只報喜不報憂,極大地敗壞了政治生態。清人筆記《名人逸事》中有篇文章叫《曹振鏞之誤清》,上面寫道:曹振鏞雞蛋里挑骨頭,鉗制人心,讓天下人不得發揮各自的聰明才智,造成一個不痛不癢的天下,“厭厭無生氣,皆曹振鏞所造成也。”還說,因為報喜不報憂,使得太平天國起事的消息,沒能及時傳上來,“洪楊猝發,幾至亡國,罪過極大。”

　　這些身居高位的官員,還真的比不上那個桂平縣紫荊山的地主王作新,史載,馮云山被放出來后,王作新預感大事不妙,聞風先逃,避匿武宣。后來他參與了鎮壓太平天國的軍事行動,一個兒子與三個侄子都在戰斗中遇難。

五

　　1852年4月,太平軍向湖南進發,途經全州時,馮云山中炮身亡,洪秀全為此大哭道:“天不欲我定天下耶,何奪我良輔之速也!”確實,馮云山死后,太平軍失去了一位靈魂人物。如果他能多活幾年,歷史或許又是另外一種寫法了。

　　太平天國起事之初,銳氣十足,勢如破竹,腐朽的清政府一時搖搖欲墜,幸而有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的湘軍集團崛起,挽狂瀾于既倒,扶大廈之將傾,擊敗了太平天國,給清王朝延續了幾十年的壽命。但是,與其說是湘軍打敗了太平天國,不如說是他們自己打敗了自己,原因也是腐敗,太平天國王爺們腐敗的程度,并不亞于滿清的權貴們,在太平天國晚期,情形完全跟起事之初顛覆了,他們的戰斗力急劇下降,湘軍人數雖少,卻不把太平軍放在眼里。

　　歷史吊詭的是,太平天國悲劇的源頭,始于馮云山下獄、洪秀全返粵之時,紫荊山群龍無首,人心動搖,楊秀清偽裝“神靈附體”,代表天父傳達圣旨,鞏固了拜上帝會,但也就此埋下了太平天國分裂的種子。革命尚未成功,太平天國的王爺們就開始爭權奪利、腐化墮落,最終兄弟相殘、前功盡棄,正所謂:蒼天饒過誰!（記者 關山遠）